开学季到了，暨南大学即将迎来109周年校庆。这所有“中国第一侨校”之称的高等学府，自建校起就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。在抗战期间，其冒险办学，维护民族气节而不坠，力保华侨高等教育血脉不断，成为百年暨南最为艰险也最为悲壮的一段历史。
暨南大学上海时期（1923-1941）的校门。
暨南大学校园里的“百年暨南”石刻。
1937年8月-1941年12月，在暨南大学校史上为“上海‘孤岛’时期”。这4年多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，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抹去尘封，重回世人视野，透出百折不挠的中国大学精神和知识分子风骨。
轰炸声伴着讲课声
暨南大学的前身是1906年清政府创立于南京的暨南学堂。后迁至上海，1927年更名为国立暨南大学。抗日战争期间，迁址福建建阳。1946年迁回上海。1949年8月合并于复旦、交通等大学。1958年在广州重建。
1937年7月7日，“卢沟桥事变”发生，中日战争全面爆发。8月13日，日军大举进攻上海，中国军队奋起抵抗。暨南大学地处战区，成战火殃及之地。
在暨南大学校史中，有一段这样的记载：“8月19日上午9时起即有敌机数架，在本校上空飞翔侦查，10时左右开始投弹……”这次轰炸，毁坏了学校的科学馆、图书馆、大礼堂等设施，还炸死、炸伤了学生和校警。
为了把学校办下去，立即从沪西转移至市内租界，暂借法租界辣斐德路比德小学作为临时办公处，学生上课则安排在多所中学等地点分散教学。一所大学，就这样困在了犹如“孤岛”的租界里。
在隆隆的炮声中，暨南大学举行了简短的开学典礼，开始了长达4年多的“孤岛”办学历程。
“孤岛”的日子并不好过。校舍设备十分简陋，生活非常清苦。课堂上时常会出现这样的情景：此起彼伏的轰炸声，震得教室的门窗咯吱作响，老师讲课的声音被淹盖，不得不暂停一下，等轰炸一过继续开讲。一位老校友回忆说，那个时候，大家不知道什么叫恐惧，只一心想着认真教、认真学。
当时的校长是何炳松，他的民族气节至今仍为暨南人所称颂。1940年3月，汪伪政权在南京粉墨登场，勒令上海各校放假一天，以示庆祝。许多学校慑于日伪淫威，不敢表态。只有何炳松坚决抵制。他对学生说：汉曹不两立，忠奸不并存！
“八一三”事变后，校园里秘密成立了中共支部，学生周一萍等相继担任党支部书记，中共组织成为学生抗日活动的战斗核心。
长期研究校史的暨南大学党委组织部部长夏泉评价，如果把“孤岛”时期的放到整个抗战大背景下去考察，我们便会发现，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国立暨南大学，在大半个中国都沦陷后，在四周都是白色恐怖，日伪势力重重包围的“孤岛”坚持办学，犹如浩瀚大海上的灯塔，漫漫长夜里的明灯，给沦陷区的人民在沉闷与彷徨中以希望与慰藉。熬过寒冬，春天终将会到来。
悲壮的“最后一课”
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在日军的刺刀下，租界失宁，“孤岛”不复存在，岌岌可危。在迁至福建建阳前夕，师生们完成了“最后一课”。
这段史实，曾被时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在抗战胜利后写成了文章，发表在上海《周报》上。
根据郑振铎所描述的细节，人们可以还原那悲壮的一幕。校长何炳松召集学校各部门负责人开会，一致决定：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，立即停课，将这所大学关闭。这是一种同仇敌忾、共赴国难的决心。
1941年12月8日，到了最后一次上课的时候，来的学生们明显比平时要多。包括郑振铎在内的老师们，显得格外亲切，恨不能把所有应该讲授的内容全部在这堂上讲完。
课一直在上，直到远方传来了沉重的车轮碾地的声音：日本兵来了。没有犹豫，老师们沉着地合上了书本，宣布：“现在下课！”再现了当年法国作家都德《最后一课》中的爱国情结。学生们全体起立，在心里默默地向自己的大学致敬。
中文系教授王统照对同学们说，你们都很年轻，日子正长，青年人要有志气，要有能冲破黑暗的精神。学校可能内迁，每个人可根据家庭情况决定是不是跟着学校走。但不论是留下来，还是一起内迁，都要有个精神准备，这就是坚持爱国，坚持抗日！
的教师队伍中，不少人已是成绩斐然的着名学者，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里负有盛名。当时完全可以转往大后方，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中从事学术研究。但为了培养更多的民族有用之才，他们忍受清贫和困难，留守“孤岛”上的，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大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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